亚妮（左二）和没眼人在一起

亚妮和没眼人行走在山路上

有时候，亚妮觉得自己跳进了一个看不见底的深“坑”。山西省左权县崎岖的山路在“坑”里蔓延，路的尽头，是十一个没眼人。

有人说，没眼人是太行山里人对盲艺人的俗称，也有人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山区一支盲人情报部队的番号。他们流浪卖唱，却和部队行军一样，走到哪儿都要背着夜壶、水壶、衣服，甚至规定夜壶一律挂在铺盖右侧，还擦得锃明瓦亮。但后来，这些故事慢慢就没有人提起了。直到亚妮带着为他们拍摄电影的计划，希望打捞起这段历史。

选择拍电影的时候，浙江卫视正在谋划转型。本来，这位得过“金话筒”奖金奖、曾经被评为全国“十佳”的浙江卫视主持人,可以打造一款名为《中国大使》的高端品牌节目，或者主持娱乐节目，无论哪条路，都是体制内的“坦途”。

但是为了拍电影，她已经差不多十年没有出现在电视荧幕上，取而代之的是为了筹款四处请潜在的投资者吃饭。她甩卖了市价500万元的三亚房产，甚至成了贷款专业户，将各大银行的贷款利率倒背如流。

如今，浙江卫视的《中国好声音》和《奔跑吧兄弟》红遍中国，人们却渐渐忘记了亚妮主持人的身份。而由于缺钱的缘故，她还没有完全爬出这个“坑”。

电影镜头里没有一个明星，十一个没眼人就是主角。没眼人看不见路，走路全靠盲棍轻轻试探，拍过河戏时他们总是在水中原地打转，亚妮只能跳到齐腰深的水里，用喊声为他们指引方向。这些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“演员”甚至分不清戏里戏外，本来是为了拍戏而打架，到最后一个叫“光明”的盲艺人硬是把另一位艺人“喇叭”的耳膜打穿。

这个又是农村、又是盲人的冷门电影并不被人看好。亚妮像祥林嫂一样，向老板们反复讲述没眼人的故事。故事讲完，投资的事儿却没了下文。

好多人不相信，堂堂的浙江卫视女主播会没有钱。但实际上摄制组一天的花费5.6万元，没钱就得解散。亚妮经常在不同的银行间拆东墙补西墙般地贷款。娇生惯养的助理姑娘，会因为一顿饭是500元还是200元，和老乡吵得不可开交。

“等我把电影拍完”成了亚妮的口头禅，她抱怨拍电影这个坑“陷进去就出不来”，有时也会说“如果现在让我重新进入（拍电影），我绝对不会同意的。”但当回忆起和没眼人的生活，这些抱怨加在一起也没法拉低她上翘的嘴角。

第一次遇见没眼人，他们正坐在村里的古戏台上昂首歌唱。“那歌柔情绵长且肆无忌惮，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，没有半点杂质。”亚妮回忆道。那一刻她一下子想到了指挥家小泽征尔对瞎子阿炳《二泉映月》的评价，“这个音乐我是应该跪着听的。”

后来，她才从朋友那里得知，这些能同时操办五六样乐器的没眼人，无意中保存了中国西部民歌——辽州小调最原生的状态和最完整的曲牌曲目。本来是正在拍摄另一个节目的亚妮告诉当地的文化局，不管这群没眼人有多难找，15天后，她一定要采访到。

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亚妮还主持《文化时空》的时候，就习惯了满世界挖掘“奇特”的故事。从书写瑶族史诗的民办教师，到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，亚妮对偏远地区的民间曲艺情有独钟。台里的财务科长跟她开玩笑：“咱们可是浙江电视台啊，你看看你报销的车票，不是西藏就是新疆。”

“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传承，这不仅靠民间艺人，还要靠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。”亚妮说。她的朋友崔永元也觉得亚妮的行为很有价值，因为“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一些乡村群落、民俗在消失，它们都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。终会有一天，这些一丝一缕的丢失，会造成文化的遍体鳞伤。”

等到亚妮遇上没眼人的那一年，他们的历史也已经有些模糊了。左权县的县史里只是简单地写道，“盲人宣传队，1938年成立，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，1938年以前自发走村串乡演出”，村里没牙的老太太也只记得这些没眼人的歌声“一年听一次，听了七八十回了”。更多的故事，已经很难找寻。

以前，没眼人替八路军做过事，当地乡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没眼人到村子唱上几首小曲，人们应该给他们“派睡”、“派饭”——腾出家里闲置的房屋，端上几碗山药蛋疙瘩。战争结束后，这个传统也被保留下来。

后来，“听唱这一套不灵了”，有时没眼人走上几十里路都吃不上一顿饭。亚妮在县里见到没眼人时，这些流浪卖唱的人们已经穿上西装，头发梳得溜光，唱起了“县委书记下乡来”和“计划生育就是好”。

从县城走进深山里的东长义村，亚妮才再次看到了没眼人原生态的演出。“正月里梅花开，花开人人爱。光棍有心想采一枝，拿回家里没有人爱……”《光棍苦》一开唱，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围拢了过来。